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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中国提升生产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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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生产率增速显著下滑。随着改革红利和追赶效应的逐渐消退,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接近20年来的最低点。尽管中国经济在今年出现了明显的企稳迹象,但仍有诸多挑战继续拖累生产率增长。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依然有很大空间,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及推动创新来实现。关键是政府要放松管制,让市场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解决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转型,将最终决定它在未来究竟是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还是下一个日本。

推进国企改革,提高民企的市场参与度

2015年底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之后,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均转向宽松,以重振增长。其中许多措施都依赖于“旧经济”部门,例如通过放松信贷为国有企业投资、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提供资金。尽管这些周期性政策短期内稳定了增长,但由于高企的债务仍在增加,再加上这些政策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所以金融风险持续攀升。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信贷每增长1.5个百分点就可以使中国的GDP增长1个百分点,但现在要实现同样的GDP增长则需要信贷增长3.5个百分点。 

问题主要在于政府不愿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而这些干预导致了信贷和投资更多地对短期政策目标而不是市场信号做出反应。许多干预都是通过国企进行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领域的参与者主要是国企,在2008年和2016年,由于全球以及私营部门的需求疲软,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而国家则在这些领域大幅增加投资进行弥补。由于国企兼具实现政策目标和牟求利润的双重职能,因而它们可以轻易地获得资金、有利的监管条件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等优惠待遇。

国企可以缓冲经济下行风险,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有助于确保短期的经济稳定性。但是,政府的干预也造成了效率低下,表现为官僚主义严重、市场激励机制不足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不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国企获得了不成比例的资金资源,但它们的负债还是达到了GDP的近100%,占总体企业债务的60%左右,而且国企亏损率更是达到了民企的3倍——工业企业中只有9%的民企亏损,而国企这一比例为28%

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了金融杠杆不断加大造成的风险,但他们还是难以在信贷增长放缓与保持经济稳步增长之间做出抉择。纠正资源分配扭曲的状况、进行必要的市场改革比预想的要难;所以,值得关注的是长远来看中国生产率增长放缓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推进了市场化改革,降低国企在经济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国企现在仍占增值投资和固定投资的近三分之一,而且剩余的国企也变得更大、更有影响力。

中国要想彻底解决效率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市场改革,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一种现实的私有化改革方式是推进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拆分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垄断企业或寡头垄断企业,降低准入门槛。还应进行公司治理改革,限制政府的行政干预。这些政策可以加强市场秩序,通过股权认股和收购以及可转债等方式鼓励国企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多样化,从而提升国企的效率。政策制定者也应争取限制国企的优惠待遇,减少对民企的管控,为所有市场参与者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尽管某些行业面临着一些挑战,民企整体还是在蓬勃发展。现在,民企对就业的贡献高于国企,占所有就业岗位的75%GDP的三分之二。资产收益率分析也表明,民企的生产率比国企高得多。民企比国企资产收益率高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尤其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现在,民企的资产收益率是国企的两倍以上。

中国需要更高效的国企,需要民企更多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众多服务领域。充满生机的民企将是推动中国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最重要力量。

继续推进创新

除了市场改革以外,中国应继续促进创新,这是重振生产率的另一个支柱。中国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现了中国向国内消费、服务和技术驱动型经济转型的决心。截至2015年,中国的专利申请超过了100万件,大大高于任何发达国家。中国的前五大品牌均是创新型科技公司,与五年前大不相同,当时最大的品牌主要是国有银行和重工业制造企业。

 由于高校扩招和人力资本的深化发展,中国的科技企业不再只是依靠模仿美国的科技巨头。中国的高校录取率增速(24%)和高校毕业生占比增速(19%)均远超美国(分别为8%5%)。

 以移动支付为例,截至2016年,中国的移动支付金额比美国高出近50%。电子商务也日益普及。2010年以来,中国的网购人数增长了两倍(达到4亿多),普通消费者在网上的支出金额也增长了两倍。而且,中国的电商企业仍有机会,因为中国有一半人口还未上网。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即时通讯工具支付和电子商务平台支付使中国的GDP2025年有望增长2,360亿美元,相当于仅这些平台就贡献了1%–2%GDP增长。

 行政、财政、金融、资本市场和其它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也有助于培育创新。风险资本市场(比如风投)的发展也可以支持创业者和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样,中国应继续促进教育的发展,以深化人力资本发展;并通过潜在的税收优惠措施引导更多的投资进入研发领域。

 此外,继续进行市场改革有助于增加市场竞争,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其它形式的改革还包括加强知识产权监管、简化IPO流程等。消费者主导的数字革命催生的新型商业模式将有助于中国实现自身目标,即创造更可持续的增长,同时在“旧”经济重现下行趋势时提供一些缓冲。

 开启中国下一阶段生产率增长的路径,将取决于中国实施国企改革、提高民企参与度以及鼓励创新的能力。这三大举措将打下市场竞争的基础,让最有效率的企业更快获得成功,通过信息透明化促进更好的投资和资源分配决策。实施这些举措将面临挑战,尤其是国企改革,但这些举措对于中国保持5%–6%的高增长十分必要。为了保持这一增长水平,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上升至3%左右,以抵消中国转型期间资本存量增长放缓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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